以對外開放與區域經濟互動為視角，比較分析兩大三角洲――長三角與珠三角，歸納出浙江以家庭經濟加商人與市場網絡的不斷互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江蘇以集體經濟和政府的積極互動，依托城市經濟輻射，實現城鄉聯動的區域經濟發展，廣東以外資投資辦廠，帶動當地以土地為基本要素介入區域經濟發展。沿海開放帶動區域發展的路徑，為分析沿邊開放帶動邊疆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參照。
　　
　　加快對外開放步伐，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是當今各國面臨的主要任務。對于一個人口占世界1/5強，疆域位居世界第三的大國，對外開放勢必對國內區域經濟格局產生影響。一直以來，對外開放就是國際經濟學和國際貿易所研究的領域，然而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個角落的今天，國際經濟問題已經進一步衍生為區域經濟問題，國際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互動日益加強。因此，在對外開放的背景下研究國際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以往的研究重視國際化對區域經濟影響的一面，而忽視國際化引發的區域互動的另一面，本文在將分析對外開放對帶動區域內部發展的路徑進行分析。區域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產品的擴散，而這一集聚和擴散過程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長三角、珠三角與國際市場的依存關系各有不同，本文主要從區域勞動力轉移和企業發展資本積累路徑兩個方面探討國際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與區際聯系
　　
　　即便在長三角內部，浙江與江蘇的勞動力流動也不同。浙江企業勞動力使用主要以自我雇傭或企業家形式為主，以企業家形式存在的人力資本要比江蘇多，江蘇勞動力更多是以雇員的形式，在專業技能人力資本方面占優勢。
　　
　　從人口遷入的地區分布可以看出一個地區工業化吸引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以本地為主，還是以外地為主。下頁表1顯示，珠三角的遷移人口約60%是外省遷入的；相較而言，長三角就少得多，江蘇不足30%，浙江居中，也遠不過50%。
　　
　　從遷入規模來看，依次是廣東（2 530.4萬）、江蘇（910萬）、浙江（859.9萬）、上海（538.5萬），廣東是千萬級的，是名副其實的人口遷入大省。
　　
　　從外出就業的地區結構可以看出一個地區勞動力外出就業的主要流向，也可以考察區域經濟發展對本地就業的拉動方式。下頁表2顯示，長三角的江蘇和浙江勞動力外出就業本地化程度較高，流動范圍集中在市內，浙江與江蘇比較，浙江的本地化程度更高，浙江大半外出就業人口集中在本縣和本市內就業，江蘇在市外省內的不少。而珠三角的廣東則以跨市的就業居多，表明廣東區域經濟的發展拉動就業以外地為主。
　　
　　二、資本積累方式與市場擴展
　　
　　對區域經濟發展路徑的分析，可以從資本來源和市場擴展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從資本來源看，采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類型結構觀察發展不同區域模式的資本來源及其構成。本文表3給出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類型結構，數據顯示，江蘇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的比重較其他地區大，上海則在外商投資公司方面顯得尤為突出。從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果以資金來源和市場目標劃分，廣東屬于外資主導的外向擴展模式，而江蘇則屬于內外互動擴展模式，浙江屬于內向擴展模式。
　　
　　其次，從市場擴展的路徑來看，采用市場數量及其成交額觀察不同區域模式的市場擴展對公開市場的依賴程度。浙江和江蘇對于公開市場依賴程度較大，而廣東明顯較低。浙江與江蘇對比，浙江在數量上占優，可見商業活動在其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
　　
　　三、對外開放與區域發展路徑
　　
　　（一）浙江：商人及其編織的市場網絡
　　
　　商人和市場網絡是溫州模式中極為活躍的因素。溫州模式第一階段（1980―1990年代初），費孝通（1988）總結為：“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和以家庭和聯戶經營的民辦工業同專業化市場、農民供銷大軍、民間信貸相結合。”這一模式背后的機制是，市場容量可以在企業家才能的作用下擴大，當市場容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加工各個環節與前期供料、后期銷售自然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協作體系，產業鏈也不斷分解、拉長，市場越做越大。理論認為，市場與企業是兩種可替代的交易方式，市場高效率的資源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在某種情況下，必然存在交易費用低于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成本的情形，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成功就是這一模式最好的注解。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對生產領域效率的影響，則詮釋了斯密的經典論述――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命題。市場網絡的擴大刺激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匯集的市場信息使人們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生產，逐步形成了專業化的制造業中心。專業市場與專業化生產的協同發展，實現了專業化經濟、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使浙江模式發展和壯大。發達的市場網絡和細密的分工體系是浙江區域經濟核心競爭優勢之所在。這種模式的擴張立足的根本在于伴隨著專業市場交易效率的提高，市場網絡的外延擴張，市場容量不斷擴大，進而又為生產領域的專業化分工提供了市場空間，如此循環、互動，市場擴展與經濟增長相伴隨。這就是外部化交易方式與企業集群分布相結合的方式。
　　
　　隨著商品生產與遠距離消費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矛盾加劇，對商人的需要也就應運而生。溫州商會的復蘇和蓬勃發展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表現。改革開放后，溫州商會出現恢復的跡象，至1992―2000年期間溫州商會得到了蓬勃發展，1995年第一家外地溫州商會在昆明成立標志著一種新的商會形態――異地商會開始出現，在此期間溫州160多萬人口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浙江經濟發展的國際化并不是升級版，只是上述模式的國際版。其實質是浙江的小規模小作坊的商品生產與專業市場相結合，以商業市場網絡擴展為推動力的國際化模式。2001年以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浙江經濟走向國際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浙商在國外建立商品城的消息也頻見報端。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貿易爭端將溫州商會推到前臺，對外貿易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涉足進出口業務，由于各種原因，貿易糾紛、爭端時有發生，甚至屢屢出現“溫州鞋被扣事件”。溫州商會在主動與被動之間迅速與國際商會接軌，2005年12月溫州市國際商會正式成立。 　　（二）江蘇：政府和企業結合的園區經濟
　　
　　集體、政府和企業是蘇南模式中極為活躍的因素。以社隊企業為發展基礎，以具有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為發展主體，以依托上海為代表的城市經濟輻射為發展路徑，大城市既是蘇南產品的銷售市場，也是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來源。政府是蘇南模式發展的重要能動因素。經過一輪改制熱潮后，蘇南模式，還是珠三角模式，其企業在所有制性質上無實質的差別。但在政府干預和發展路徑上，新的差別依然存在。蘇南模式在經濟資源和組織資源上與過去的公社和集體有很強的承襲關系。即便進入20世紀90年代，外資企業進駐，經濟由相對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跨越，外向型經濟突飛猛進，政府干預依然是蘇南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主要的變化是：（1）干預主體由鄉鎮政府，演變為更大級別的市政府；（2）干預手段由管理、銷售、信貸等直接手段，演變為市政建設、產業政策、人才供應服務等等，甚至土地、稅收優惠、經營城市等間接手段；（3）干預領域由企業管理的微觀領域，演變為打造園區和城市環境等宏觀領域。隨著外部形勢的變化，上述所有演變最終找到了一個很好的依托，那就是園區經濟。因此，蘇州工業園區是蘇南模式自然演替的結果，并沒有與之割離。這種演替中的繼承恰恰是蘇州工業園區表現優于其他工業園區的根本原因。
　　
　　園區經濟是地方政府找到干預經濟的一種新方式：一方面，政府的各種意圖可以通過園區經濟規劃和管理來體現；另一方面，政府干預經濟也受到園區經濟規劃的制約，從而保留在適度范圍內。園區不僅具有產業集聚功能，而且也是為企業提供物業管理、人才引進、優惠政策等等的服務功能。建設這樣的工業園僅靠市場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政府來牽頭。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激勵這種模式不斷復制和擴展。江蘇部署了南北掛鉤、結對幫扶，開始了南北共建園區的實踐探索。蘇北成為了承接蘇南、上海等地產業轉移的重要選擇。
　　
　　從市場拓展方面來看，最初，作為內源發展模式，體現在發展初期市場擴展依托城市經濟輻射，為城市經濟做配套，與城市形成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與科研機構形成科研―生產聯合體。在國際化時期，外資作為新資本改變蘇南原有的發展路徑模式，通過建立工業園區，以強勢政府和有效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
　　
　　（三）廣東：外資與地租經濟結合的外向型經濟
　　
　　珠三角發展有著毗鄰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憑借僑眷關系的港澳臺資本和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外資主導是這一模式最初形成的顯著特征，因而珠江三角洲地區也成為我國開放度最高的地區，外資與本地資源的不同結合方式，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路徑。
　　
　　以東莞為例，東莞主要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標準廠房；勞動力大部分來自四川、湖南等省中西部省份，隨著企業的不斷入駐，村鎮大規模興建廠房，由此形成本地靠出售或出租土地為主，本地居民則進入相應的物業領域，衍生出龐大的“地租經濟”。圍繞著土地衍生的經濟，各市將土地處置權下放至鎮一級政府，甚至最終落到擁有土地的鎮、村、村民小組手里。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投資者首先要與相應的農村基層組織談判，明確使用土地的條件，然后村、鎮向市級國土部門提出用地申請并確保取得各種用地的批準文件。一般而言，只要村、鎮同意出讓土地，市級土地管理部門通常會同意。這種與外資結合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由村鎮層面來操作，上一級政府對土地開發的宏觀引導相對缺乏，這與全國矚目的蘇州園區經濟，政府在產業規劃、園區建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綜合功能的積極形象形成對照。
　　
　　以南海為例，以土地為資本，通過招商引資、資本帶動實現地方區域的發展。土地是“南海模式”招商引資的核心資源，縣鄉兩級政府，利用本地和外地資金在當地投資設廠的機會，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的前提下，將集體土地進行統一規劃，將土地廠房出租給企業使用。原來的單層廠房正慢慢向樓宇經濟轉變，土地招商正向產業載體招商。南海政府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無為而治”到后來“有為、有限、有信、有效”，始終在尋找與市場、企業的結合點。開始改變原來純粹發展民營經濟的做法，進入招商引資時代，全力推進吸引外來投資的戰略。
　　
　　四、沿海開放路徑的啟示
　　
　　雖然經濟發展離不開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市場等要素，但各地獲取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的渠道和方式不同，從而要素的相關主體――企業、政府和農民結成了不同的關系。在浙江模式中，家庭、商人和市場網絡是溫州模式中極為活躍的因素；在江蘇模式中，集體、政府和企業是發展路徑的核心因素，依靠本地的大城市經濟輻射，為城市經濟做配套，大城市是蘇南鄉鎮產品的銷售市場，也是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來源。與城市形成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與科研機構形成科研―生產聯合體。廣東模式，充分利用了地緣優勢，吸引僑眷資金、外資，鄉鎮以土地為核心要素介入，這種方式也鎖定了當地經濟發展的路徑。對這三種模式的分析，為我們細致考察開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經濟社會效應奠定了基礎，今后可進一步研究不同模式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包容性發展的影響等等。